两百年前，中西方这场聋子之对话尚未开始就注定失败了·《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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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朝情结与大国意识
二百年前，大英帝国从给乾隆祝寿为名向中国派出了马戛尔尼勋爵率领的庞大使团，英国此举意图同清政府谈判以改善两国的贸易，而中国方面由于文化背景与政治观念不同，认为英国里仰慕中华文明才遣使臣远涉重洋为皇上祝寿的，这场聋子之对话尚未开始就注定失败了！
在1793年，法国进行的大革命为世人所瞩目，而同样在这一年发生的另一重要事件却很难吸引历史教材的目光，甚至很少被人们所铭记，它在我们的历史教材中几乎不会出现，历史教授们口中也不过偶尔说上一句：“马戛尔尼出使清朝”而已。
但假使我们屏弃那些简单粗暴对待历史的做法——这种方法完全把历史当作了时间残骸的乱葬岗——并将深刻的思虑投入历史之中时，就会发现这看似不值一提的出使正是“诸神之争”的战场。
一、三个意象以及分析。
在这东西方第一次由官方推动的正式外交过程中，充斥着许多意象，它们的存在，一方面使得我们能够理解并阐释所知的全部事实，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双方之间的巨大鸿沟。其中有三个意象最清楚地表现出了这样的特性。
我们首先遭遇到的是长城，这为军事目的而修建的伟大建筑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象征着承载它的古老国度与文明，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就其用途而言，凯旋门并不比长城温和。在马戛尔尼看来，这无可比拟的建筑物是帝国强大和英明的标志，“能一劳永逸地保证若干世纪里国家的安全”。而作者却尖刻地指出，长城“更多制止了出逃而不是制止了入侵”。
实质上，长城确实如作者而言，成为了一种精神状态，其核心精神是对天朝与外夷进行划分 ，任何试图跨越的举措都必须经由拦截：天朝不需要输出任何东西，除了皇帝的权力——这权力来自上天，使其所有者成为世界上唯一合法的君主——仅凭借这一点就足以让夷人臣服；外夷不需要输入他们的财富，进贡的番邦往往得到价值更高的赏赐，能够通过的只有他们对天朝皇帝的虔敬与臣服。这种精神上的划分与封锁要远比砖石堆积成的防御更有效。帝国由此维护了政治的纯洁性。
其次出现的两个意象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共通之处，无论是双方争执不下的礼仪，还是双方互相馈赠的物品，都同样昭示出了两个国度间那巨大的文化差异以及截然不同的价值观。英国人坚持对乾隆皇帝行欧洲礼节，而天朝却要求夷人叩头；进献给皇帝的马车、火炮与皇帝赏赐的玉如意与荷包。一方面，英国人仗恃启蒙与科学的功业，使自己的国度走到了历史与世界的前沿；另一方面，天朝依据长久以来的礼仪和统治技艺，创建了庞大而精密的国家机器，并以此傲视一切不属于这个机器的零件。双方的骄傲使心平气和地交流遭遇了困难，认同更成为几乎不可能的了。礼仪上无法达成一致导致英国人认为天朝缺乏文明社会的生活方式，而天朝则彻底把对方当成不通事理的番邦昏人。新兴的科学与经历启蒙的英国使团清楚看到了天朝在技术上的落后与制度上的僵化，至于天朝则打算凭借惯常的习俗来教化这群“既是商人又是坏人”的外夷，由此使这部庞大机器的自我持存得以完成。
正因如此，我们在书中可以看到，在整个外交过程中，充满着理解的障碍与故意制造的困难：来自天朝的美玉不过是没有价值的石头，皇帝赏赐的荷包也就是个小玩意儿；赠送给皇帝的四轮马车以及火枪却连着其背后代表的科技与经济制度被丢弃在角落里；无论是英使还是天朝的重臣，都不停地在说自己国家与君主希望看到的话，而把真正的事实与冲突都遮蔽了起来，唯一的区别仅仅是遮蔽的程度不同罢了。
二、巨大的差异与幻象的破灭
长久以来，欧洲人心目中的中国，是自古典时代起就以丝绸和瓷器征服其心灵的神秘国度，是马可波罗笔下瑰丽富饶的广大世界，是启蒙哲学家交口称赞的对象……这一切观念凝结成强大的幻象被整个欧洲所铭记。山河美丽、物产丰富、政治清明——承载了他们对于“福岛”的所有幻想。
但是当使团目睹了天朝的封闭与骄傲、目睹了技术与经济上的落后、目睹了他们无法认同的生活方式之后，这些幻象尽数破灭了。取而代之的是缺乏文明的世界——从伏尔泰热情地褒扬到黑格尔不屑地贬低，仅仅一个瞬间。
有趣的是，在马戛尔尼充满着无奈与烦闷的抱怨中，包涵了对待这种差异的最高原则：“以我们欧洲人的准则来判断中国，没有比这更能让人犯错误的了。”反过来也一样成立，这场聋哑人之间的对话一开始就注定了无法摆脱的荒谬与悲哀，还有不可避免的冲突。
英国人骄傲地展示着他们带来的科学与技术，这背后隐藏的台词是一个强大的文明以及在他们看来应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启蒙精神。正如乾隆的一位皇孙所说：“英国人一定是为他们的知识非常自豪才摆出那些机器的”，但是这精神却很明显在天朝碰壁了，因为天朝并不需要这精神。启蒙的核心精神乃是理性，而“中国的君主以理性进行统治”，伏尔泰的话其实一点儿也没错，天朝的惯例是民众不需要理性，而皇帝与作为国家机器操纵者的官吏们需要保持理性，所以天朝能够发展出一套近乎完美的政治技艺，而正是这种政治技艺成为了天朝优越于异邦的根本原因。由于天朝在政治上达到了完满，所以自然不会在欲求任何外来的东西了。而当统治机器囊括了国家的一切时，理性的凭借就成为了对工具理性的依赖，而真正的理性就不可能起作用于现实之中了。所以，天朝不可能对外夷有丝毫的认同，至于所做的种种让步，不过是政治机器的自我维护而已。不管多么庞大的帝国，一旦沦为彻底的机器，尽管不一定丧失维持内部运转的能力，却必然不能面对外来的变革。这样崩溃的政权有许多，但天朝却是最大的一个。所以，在天朝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陆权国家与新兴的海权英国之间的争斗过程中，我们毫不奇怪的看到，波希墨特没有悬念的输给了利维坦。
三、结论
这次撞击的全部结果已经历史性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一方面它破除了欧洲人对于天朝的全部幻想，另一方面却没有对天朝造成多少触动。当充满天朝意识的国民被炮火惊醒之后，又开始转向对先进者的过度崇拜，这种纠结着极端自负与极端自卑的精神状况就一直在国民心底挥之不去，致使许多盲目的举措屡见不鲜——这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创伤。
吊诡的是，尽管在1793年马戛尔尼就客观证明了文明的相对性，可200年后的今日，这一准则却依然不能被广泛的认识。尤其在对外关系上，很多时候民众的个人感情压倒了了国家利益——红衣主教黎塞留的现代外交原则贯彻地远远不够彻底。
韦伯曾经忧心忡忡地指出，一个长期积弱的落后民族在经济上暴得强盛是危险的，因为这种状况暴露出的乃是一个曾经落后过的民族所特有的政治不成熟。这种不成熟对于民族的复兴愿望是危险的。当处在我们现在这样的危险处境，如何通过政治与哲学的教育，完成国民心态的重新塑造，使之能真正有能力与理智承担起作为一个大国国民责任，乃是刻不容缓的——尽管实现这一目标的路途还非常遥远。或许，从历史开始，甚至从这样一本充满着真知灼见与误解偏见的书开始，并非一个糟糕的选择。